武汉
原武汉柴油机厂旧址，如今高楼林立。临街保留的一幢高楼，是原武汉柴油机厂大门。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
长江日报讯虽然已经89岁高龄，但武汉柴油机厂退休副厂长陈昌池，始终记得德国专家威尔纳·格里希在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时，改革践行的重要两点“严格质量管理”“按劳分配”。
6月16日16时许，陈昌池拿出两本保存完好的影集，与老同事林元珍一起翻看和威尔纳·格里希在东湖的合影，感慨不已：“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厂长，要是他现在还健在，我们一定要邀请他再来看看武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
陈昌池老人保存的洋厂长格里希照片。照片背后写着：格里希离任后，第一次回厂，久别重逢，有叙说不完的心里话。1988年4月5日。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翻拍
格里希，德国退休专家，1984年11月1日至1986年11月4日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。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“洋厂长”，为此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。
时至今日，武汉市档案馆还完整保存着当时聘请格里希的原始档案。1984年185号文件是一份关于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会议纪要。文件写道：“聘请格里希任武柴厂长，是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，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措施……我们应当解放思想，以积极坚定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武汉在国企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，开了风气之先，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 “格里希效应”对推动武汉乃至全国的国企改革影响深远。
一句牢骚
武汉开风气之先有了国企“洋厂长”
时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。
1984年8月，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威尔纳·格里希，作为德国退休专家组织（ses）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考察，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。
格里希秉承着德国人严谨的工作态度，来工厂不到一周就提出近百条建议，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，这让他十分郁闷，顺口来了一句牢骚话：“如果我是厂长，武汉柴油机厂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。”
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武汉市委作出决定，在国企引进人才上大胆尝试，让格里希担任厂长，任期两年，从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。
就这样，格里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企第一位“洋厂长”。
格里希有“六件宝”——游标卡尺、笔状吸铁石、白手套、小手电筒、放大镜及小榔头。
卡尺用来检测零件精度，吸铁石用来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，白手套用来检验机器是否清洁，手电筒是用来观看产品内部的零件，放大镜用来观察各个工序光洁度是否达标。
每天清晨，格里希会随身携带其中的“三件宝”——游标卡尺、吸铁石及白手套到车间检查，用严格的标准对生产进行质量管控。他对员工说：“车间应该像医院一样干净，机器设备要打理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漂亮干净。”
格里希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。新华社资料图
“白手套一摸零件，有杂质，他马上就要训人。对质量严格管理，震惊全厂上上下下。”时至今日，陈昌池仍记得当时有职工曾说一句话：“洋厂长来了，地动山摇。”
当时，陈昌池担任武汉柴油机厂技术科副科长，由于也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，他被格里希提拔为武汉柴油机厂副厂长。
一句直话
让全厂认同“质量是企业的生命”
陈昌池说，在格里希就职仪式上，武汉市委有关部门领导也列席参加。没有任何客套，格里希单刀直入，直奔主题：“如果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，那么，清洁度就是气缸的质量及寿命的关键。”
说着，格里希当着有关方面领导的面，在拿到会议桌上摆放的气缸里抓出一把铁砂，脸色铁青地说：“这个气缸是我在开会前，到生产车间随机抽检的样品。请大家看看，我都从它里面抓出来了些什么？在我们德国，气缸杂质不能高于50毫克，而我所了解的数据是，贵厂生产的气缸平均杂质竟然在5000毫克左右。”
“试想，能够随手抓得出一把铁砂的气缸，怎么可能杂质不超标？我认为这决不是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，而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责任心问题，是工作极不认真的结果。”一番话，把坐在会议室里的管理人员说得坐立不安，尴尬至极。
1987年，武汉编辑出版的《格里希在武柴》一书中，原文记录了这次就职仪式讲话稿。
在就职仪式最后，格里希说：“我请求全厂职工，在今后共事的日子里，能把我当成你们的一位同伴来看待。每个工人，都有权直接与我交谈。如果哪位工人能为改进产品质量、提高效率提出合理化建议，随时会受到欢迎和奖赏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，为提高柴油机的质量多作贡献。”
陈昌池说，格里希作为专家型的管理人员，表明了自己的想法：“我这次来武汉市的主要目的，除了帮助武汉柴油机厂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柴油机之外，是别无他求的。”
一个方案
不养懒人让工人按劳获取报酬
曾经担任格里希先生工作助手和翻译的现江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梁东，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《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武柴质量管理改革策略研究》。
6月16日，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梁东教授评价格里希，“大胆改革，从严治厂，改变了武柴原有生产落后、质量低下的面貌，激活了武柴的质量管理体系”。
格里希规定：无论何人，都要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。他反复强调，上班不准松松垮垮、稀稀拉拉。7点钟上班并不是7点钟进厂，而是7点钟开动机器。7点钟进厂门，那不叫7点钟上班。
陈昌池说，格里希刚来时，武汉市人民政府将他安排在位于航空路的汉口饭店住宿，这里离武汉柴油机厂有点远。在饭店住了不到一个月，格里希觉得上班路上太浪费时间，主动提出来，就住在武汉柴油机厂内，和工人吃住在一起。
由于常常在工厂检查，格里希就在会议上列举他观察到的情况，当众算过一笔账：因迟开车、早关车，平均每人每天至少有70分钟浪费掉了。全厂每天损失工时2400多个，一年合计就高达60万个工时。他大声疾呼：“以后不能再支付这种不干活的工资了！”格里希拿出方案，在厂里试行按劳取酬、多劳多得的工资分配制度。
有一次，上班期间，有一位工人坐在板凳上看报纸，刚好格里希来检查工作，看到这一幕，格里希当场将板凳甩了。陈昌池亲眼看到这一幕，“一个字，‘严’！”
从武汉柴油机厂工会退休的林元珍女士说，原来产品质量不过关，被卖到全国各地后，厂里“三包服务队”经常出差，更换零件。格里希厂长严格抓质量管理后，不仅返工的产品少了，“三包服务队”出差也大大减少，还有很多外地同行来学习。
正是格里希的这份执着和努力，他接任厂长的两年里，武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，居国内领先水平；废品率由30％至40％降到10％以下；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。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，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，创汇超过百万美元。
“格里希，格里希，正是要‘革’‘你’的‘稀’拉作风呀！”职工们诙谐地议论。
“工厂是你们的，也是我的！”格里希满怀深情地向工人们说，“我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来看待——我是中国人！”
一个改革
推动“格里希效应”走向全国
除了严格质量管理，报酬上按劳分配，格里希对职工的生活也很是关心。
现任武汉市产业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健是武柴子弟，父亲王顺皋生前是武汉柴油机厂厂办主任。王健记得，父亲一次生病时，格里希带着翻译，带上鲜花、果篮上家里看望父亲，并叮嘱父亲好好养病。
在看到职工住团结户，一家四五口人挤住在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里，共用厕所、厨房后，他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，决定给职工修建宿舍，三栋180套。谈到关心职工生活，陈昌池也是满满感动：“我现在住的这栋楼，就是在格里希厂长任上修建的。”
在当时媒体报道“武汉出了个洋厂长”后，此事被全国人民知晓。随之而来，他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对于国企改革的一场大讨论。讨论持续5个月，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“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”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。
到了1986年的第二季度,为了加强基础管理，格里希集中精力起草工厂的改革方案，在两个多月中，他日夜伏案疾书完成一篇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，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、高效的网络，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。
此后，格里希的改革方案也在武汉市三家国有企业进行试点。聘任“洋厂长”在当时引起如此轰动，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他搞活了一个武柴，更重要的是，国企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，开了风气之先，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“格里希效应”对推动武汉乃至全国国企改革影响深远。
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园，格里希先生铜像。长江日报记者李永刚 摄
中国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出现在武汉？在陈昌池看来，敢于创新，锐意改革，勇向潮头立，敢为天下先，是武汉人的精神特质。 37年过去了。如今，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，武汉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，外国人担任企业高管不再罕见，人们更习以为常的是企业里越来越多的“洋雇员”。
大事记
1983年7月8日 邓小平发表《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》的谈话，“要利用外国智力，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。搞现代化建设，我们既缺少经验，又缺少知识。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。要扩大对外开放,现在开放得不够……”
1984年8月 65岁的威尔纳·格里希在德国杜伊斯堡退休专家合作局介绍下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技术咨询。
1984年11月1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聘任格里希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，成为中国国企首位“洋厂长”。
1985年4月 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格里希“武汉市荣誉市民”称号。
1986年11月4日 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两年任期结束。他接任厂长的两年里，武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，居国内领先水平；废品率由30％至40％降到10％以下；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。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，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，创汇超过百万美元。
1987年 格里希被联邦德国授予“联邦十字勋章”荣誉。
2000年6月 80岁的格里希在夫人陪同下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。
2003年4月 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，享年83岁。
2005年 为了纪念格里希，武汉市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竖立了他的铜像。
2018年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。格里希荣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。
（长江日报记者胡义华 通讯员王健）
【编辑：贺方程】
【未经授权，严禁转载！联系电话028-86968276】
